第一次见曾大哥，我在病房门口站着，不敢走近一步。他，除了如护士长所说的特别肥胖外，脸还严重变形扭曲，五官像一团淤泥被人从右侧袭击过。我怕他的样子，怕这样一个人会把我当成侵犯者。

第二次见曾大哥，我鼓着勇气在他的病床旁坐下。没想到，他不但没拒绝采访，还愿意信任我，把话匣子打开。这个近50岁的男人，让陪护把病床摇起，好与我平视着对话。他跟我说，他至今犯了三件大事被抬进医院。第一件，5岁那年，他遇到一场火灾，在医院做了植皮手术。第二件，2009年圣诞节前，他脑出血在医院昏迷了五天。第三件，就是现在，他喝三天白酒后急性脑梗死，左侧手脚几乎不能动弹。只是，他自嘲命硬，三次都只是在鬼门关前晃悠了一趟，又回到人间。

他每说一句话，神经就要受一次压迫。他吃力，我听起来也不很清晰。有时，我得请他重复一遍。他就把声音放大、放慢。聊起他如何与现在在美国的初恋分手，如何在珠海创业，每天用一碗红烧肉把自己养胖，又如何回到珠海与当年一起闯荡的朋友畅谈畅饮，他就会好像从肚皮鼓底下发出沙哑、沉重而又带有回声的“呵呵呵”的笑声，一大一小的眼睛几乎全看不见了。

后来，曾大哥能坐起来了，他就特别不愿意躺床上。每次见他，他都是坐在窗口的小板凳上，让墙壁、病床和床头柜卡住身体，以保持平稳。他把胳膊撑在窗台上，往窗外可以瞥见冬日翠绿的枝叶，往室内可以看一看电视。窗台上必放着烟和打火机，做设计和策划养成的抽烟习惯他始终改不了。护士们劝他，没收他的烟，他就把她们骂回去。“我虽然是个病人，也要保留点人身权利，是不？”他固执地说，话语里，似乎深藏着多许无奈与悲凉。他头顶的窗子，一直开着。他笑着解释，胖子怕热，要吹点冷风才舒服。顺带方便的是，他一抬右手，就可以把烟灰抖落在窗外的护栏上。住院不到一个月，那儿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烟灰。

有一次我们正聊着天，他用右手撑着窗台，试图把身子挪到床上。他230斤的体重，左腿和手几乎使不上劲，在三四十厘米宽的狭长空间里，差一点摔倒在地。护工埋怨他，不能乱动，再摔可担待不起。“我就想从床头柜拿水果送给小石，都不可以吗？” 好几次，他送我水果。苹果、橙子、柚子、哈密瓜，都硬塞给我。“没什么能给你，等我能够走路了，再好好报答你。”他一字一句地说，音量也比平时聊天高。我惊诧、幸福、忐忑、惭愧，不知所措。我带着目的性去接近他，探问他，倾听他，甚至从交流中获取他的智慧，受到他的指导。我还未谢谢他，他却先来谢谢我。

有一次，我在医院天桥口碰到护工推着他，往门诊大楼方向去。我大声喊住他，他微微昂起头，说要去做高压氧。白日的阳光把他的脸和臃肿的身子，照得格外清晰。路过的行人，望向他，又匆匆走开。在医院，或许人们早就有心理预期，会见到各式各样人的遭遇，有的人带着镣铐，有的人鲜血淋淋，有的人悲痛跪地，有的人如他与常人太异。我杵在原地，想陪他一起，又犹豫不决。他大概是看到我的为难，抬起右手，朝我挥一挥，示意我继续去忙。后来，在帮他编辑一条给女儿的短信时，我才知道做高压氧会让他痛到深入骨髓。而不能走路，不能轻松地说话，每天关在病房里，对他来说，堪比行刑。

几次采访下来，文章写好发表了，媒体的关注度如我所愿，电视台的人竟也要来采访他。那天，我闻讯不安地赶到病房的时候，他已经接受完采访。我记得他曾跟我说，他不愿意透露真实的身份信息。我怕他怨我公开了他的经历，给他带来了麻烦，就颇为小心地问他可好。“小石，幸好你刚刚没看到我不能走路，难堪的样子。他们拍了好多镜头……”他没一丝抱怨，只窘迫、难过地指了指他的左手和左腿，“我这里不能动的镜头。”我坐在他旁边的病床上，鼻头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我惋惜他，心疼他，我希望他的经历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没有节制地饮酒、抽烟、加班等不良生活习惯真的会啃噬健康，或许还能让同样危险边缘的人有所警醒和改变。这便是我写报道的最大价值所在。可是，如果这样的报道对于病人来说是一场二次伤害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是该要放弃，或者做出弥补的吧。因为，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一样，我们人道的立场与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
12床的曾大哥走了。在医院，在每一天充斥着不安、挣扎、痛苦的人来人往的这里，还会遇到更多的善良、慈悲、勇敢和刚强吧。曾大哥给女儿的信中说，她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勇气。而我们，如若能化作他生命途中的一缕光，便也给“活着”增加了一份理由，给“勇气”增加了一份力量。